何绍基书法转换？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无非三个层次：一、帖学的笔法与楷书的结合；二、篆籀笔意的引入；三、北碑的结体。 先说第一点，在帖学体系里面，行草书以变化多端，生动自然见长（当然楷书也可以很灵动飘逸），这是由于其线条是以连为主，而连的主要方法是“笔不断”和“笔不搭”两种，其中前者是传统毛笔的特性所决定的，后者则是通过不同方向的用笔来实现的。所以帖学到一定时候就是“乱”，而且这种乱是通过一笔一笔的连贯形成的一种有秩序的乱，这是其艺术性所在。
但是到了楷书就完全不同了，楷书追求的是一种法度，因此它的线条一般是不连的，即便要连也是短而断的，否则就无法收束了。由于楷书写法上比行书草书简单很多，因此除了传统的笔法之外就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发挥的了，这就导致楷书的创作缺乏活力，无法表达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只能成为一种纯粹的书法技术，因此很多人都说楷书是最难写的书体。
那么如何能够既保持楷书的稳定性又能兼顾帖学的一些特点呢？这就要学习帖学和楷书的混合写法了——这就是所谓的转换。这个转换过程实际上是在楷书的基础上去融合一些行草书的笔法，例如《乐毅论》《黄庭经》等小楷，都融入了大量的行书笔法，从而使得整体更加灵动飘逸；又如苏轼的楷书结合了更多的草书因素在里面，整个字看上去疏密有致，天衣无缝；王铎的字则完全是把行书笔法用在楷书上面，使得他的字看上去气势逼人，力透纸背。
所以说这个转化是很自然的，只不过在楷书基础上的转变，我们通常称之为“意临”或者叫做“集字临摹”——因为这个时候你主要关注的是帖学当中的笔法，而不是完全照着字帖去照猫画虎。
第二点就是要引入篆籀笔意，这一点跟古代金石学的发展有关。自从清代康乾时期以来出现了很多金石学家，他们对于古代铜器，石刻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且出版了大量这方面的专著，为后代学者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这些学者们通过对古代金文，石鼓文等的研习，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用笔方式并融入到自己的书法之中去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像邓石如的隶书、篆书以及包世臣的行书都有比较明显的篆籀笔意。
第三点就是把北碑的结体融入进去。北碑的特点是“方折”，这与帖学最大的区别在于用墨的不同——帖学多用软毫，而北碑多用硬毫，因此在运笔过程中所产生的阻力是不同的，导致了它们笔画的形态也会有所不同。另外一方面，由于北朝刻石大多采用刀刻的方式，因此每一笔都不可能非常完整，这就让北碑看上去更有韵味，更古朴。而这种方折的线条正是目前大多数审美观下最为流行的一种线条形式之一。
综上，其实这三者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都是互相影响，逐步形成的，比如王铎同时期的作品，既有帖学的笔法又有北碑的结体特征。再如怀素的狂草当中也融合了一定的楷书笔法在内，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并不存在什么刻意模仿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