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用什么诗？
用古诗作书，是古已有之的传统，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诗词来书写，却是有很多讲究的。 比如说晋唐时期的书家，大都喜欢选取钟繇、王羲之法帖中的字作为自己的名字。钟繇在《宣示表》中写了“繇”和“之”，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写了“永”和“和”；东晋时期的大书法家王献之，他父亲王羲之的名字中有个“之”字，而他母亲孟婕妤的名字中则有“孟”与“远”两个字，于是他就在自己的名帖上分别取了“献之”二字以及“远”和“孟”两个字的草书。古人对于自名的讲究，可见一斑矣！
到了宋代，因为文人有了一种要强调自我的意识，所以便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自己的志向或者情操。苏东坡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的好友黄庭坚曾题过一副对联送与他：“东坡道人少时得除夜雪联句诗于子瞻，且云：“诗老不可复见，君定记之否？”余曰：“已入胸中，岂忘哉！”庭坚又问：“今欲书此，可属老兄否？”“坡云：‘随公书去’……”于是庭坚遂以所怀二绝次韵和之，以为“子瞻平生多文字禅，今日评量恐未闲”也。”由此可见苏轼等人已经将写诗作词、甚至作书都当成了一种表达自己胸襟志趣的方式了——当然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现代，比如鲁迅的笔名就有“迅行”、“周树人”等等，还有毛泽东的“润之”等，皆是如此。
从苏轼开始，北宋中期以后的书家，就逐渐有了将自己的代表作写在名帖上的习惯，其中又以黄庭坚、米芾两人最为突出。后人论及米元章之书，称其为“集古今之大成者”。其实不止于书法，米氏的诗歌、砚铭乃至绘画，也都是独出机杼，自成一家。至于他的名字，更是成为后世书家的宝典之一。据清代的《山静居笔记》中记载说：“米元章始作‘米’，作‘书’，后乃作‘元章’……凡真迹皆然。”可见其影响之久远了！而黄庭坚之所以能成为北宋四家之首，与其作品本身的关系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
南宋时期的四大家之中，杨无咎最善书词（他曾以欧阳修的词《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作长歌，当时号称“《蝶恋花》长歌”)；赵孟坚精擅书诗；鲜于枢喜临北碑；吴镇则以篆隶自娱，各有所专。 赵孟頫作为元代的著名书家，他所取得的成就自然是无需赘述的了，不过他在选择自己作品的题目的时候，倒也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据说有一次有人拿着他的作品给当时的文宗看，文宗看完之后问他说：“这是何人所书呀？”赵氏答道：“臣自书耳。” 文宗又问：“这字写得不错啊，是谁写的呢？”赵氏笑而不语，文宗再三追问之下才说出一个理由： “臣之书出于众家，然不能不为世主知。尝思之，惟以《灵飞经》呈之可耳。”原来这位赵孟頫大人认为自己的作品水平虽然很高，但是因为受到时代的局限，并不一定能够得到皇上的赏识，所以他决定以唐人小楷《灵飞经》的作品来代替自己的大名，以此让皇上能够注意到自己对汉字的精妙把握而已。这个说法不见得靠谱儿，但是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书家和皇上之间的关系——至少说明皇上对书法是感兴趣的吧！
明代初期，文征明曾经写过一首五言律诗题为《题怀素草书千纸堂》，这首诗颇能体现这一时期书家的思想特点： 怀素传千载，高踪尚渺茫。 纸多僧债足，室有墨香长。 笔冢留龙象，毫鞭失虎狼。 不须观落笔，惊起卧沙鸥。 这首诗表面上是在感叹唐代狂草书家中唯一的一代大家怀素的生平事迹，实际上却是借怀素的身世来表达自己在官场当中的愤懑之情罢了。 董其昌作为晚明的书坛巨擘，在名帖当中选择了《金刚经》作为自己作品的代表，一方面是因为这本经书确实是怀素的重要遗墨之一;另一方面也是表明了他自己在政治上想要洁身自好的立场吧！ 至于清代的书坛，因为乾隆皇帝的大力提倡，所以在名帖的署名一栏里，通常都可以见到“乾隆御笔”四个字的痕迹，由此看来，这个老皇帝还是相当在乎自己作为一个书法大家的身份的嘛！哈哈~ 呵呵，扯了半天古代的名帖，忽然觉得一个问题似乎还没有解释清楚：那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书家都要把自己的代表作品拿来当作自己的名字呢？这个问题我想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待： 第一，古人的文章和书法往往是一体的，他们习惯于把书法当作是自己文章的“装饰品”来使用而不是像我们现代人那样将其割裂开来单独作为艺术品进行赏玩。因此，古代的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包括诸如王维等人的一些名篇佳什都有各自的传世法帖，而作为它们的作者来说，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他们才华的一种集中体现方式； 第二，中国的书法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了(可以参见梁朝时的书法家萧衍所作的《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一文)，到了唐宋之际基本上已经是登峰造极的状态，因此，当时的文人往往更看重的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意境或者是追求一种超越世俗的情怀，而名字则只是他们自我意识的附属品而已。